章诒和:储安平与章伯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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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,最感生疏的人,是储安平⑴。而我并不一定要写他,则是出于父亲(章伯钧)说的语录:“人生在世,一要问得过良心,二要对得住朋友。(19)57年的反右,我要对不住所有的人,其中最对不住的有六个 ,只是老储(安平)。”

  父亲最对不住的,确要算储安平了。原困很简单——把他请到《光明日报》总编室,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,就顶着有六个 大大的右派帽子,独自走去,突然走到生命的尽头。我我觉得“党天下”这句经典右派语录,是储安平某些人说的,但祸根什么都那末于自身。事情还须从头说起……

  1949年的春季,新政协召开在即。民盟总部(即民盟中央的前身)的人很糙忙碌,也很糙积极,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。

  4月9日下午3时,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。出席者有沈钧儒、黄炎培、潘光旦、张东荪、曾昭抡、楚图南、千家驹、周鲸文、吴晗等,共29人。会议主席是父亲,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:中共指定《中国时报》交由民盟接管,究竟本盟应否接管,请予公决。经讨论,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、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。要知道,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⑵。早在(19)41年3月,民盟在重庆成立的以后 ,它的机关报《光明报》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,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。

  4月16日下午,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,暂时负责《中国时报》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,做出书面报告说:《中国时报》不甚合用,请改为接收伪《世界日报》。

  在有六个 月的时间里,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。5月14日下午,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。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《世界日报》的事宜,做出公决。在沈钧儒的主持下,经22人讨论后,通过决议如下:(一)由章伯钧、胡愈之、萨空了、林仲易、严信民、谢公望、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;(二)盟报名称定为《光明日报》;(三)于5月16日接收报馆,6月16日出版新报;(四)开办费请政府拨款;(五)办报的政策与方针,另会讨论。

  6月6日下午2时,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。会上,由父亲、胡愈之、萨空了、林仲易拟就的《光明日报》组织大纲,经修正获得通过;推章伯钧、刘王立明、胡愈之、林仲易、萨空了5人,为什么务委员会委员;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。

  父亲说:“民主党派的机关报,除了时事新闻报道,报纸主只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。”为此,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有六个 《光明日报》言论指导委员会,并提议就什儿 委员会如保组织进行公决。什儿 提议也太快形成决议,并公推父亲、沈志远、黄药眠、周鲸文、楚图南、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。父亲为第一召集人。

  多日后,即1949 年6月16日上午,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《光明日报》,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。社长章伯钧,总编辑胡愈之,秘书长萨空了,总经理林仲易。

  自由——什儿 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,其中的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、结社自由,是最最重要的,也是最最宝贵的。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,被某些人视之为生命。什么都 ,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,且又由某些人负责筹建的以后 ,其心情活像有六个 女孩子在筹办婚礼大典:激动、欣幸、亢奋,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。

  单是“光明日报”四字报头的题写,以后父亲大费心思。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。母亲的字极好,连周恩来都知道。那时朋友全家从香港抵京,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有六个 套间。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,就刚始于练写“光明日报”四字,父亲突然伺候左右,还让母亲搞懂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。每写一张,他就夸一句,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,并说:“原困下一张会更好。”

  我先守着桌子看,后坐在沙发上看,再后躺在床上看,再后便睡着了。这其间,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,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。等我一觉醒来,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,父亲仍在那里伺候。写着“光明日报”六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,铺满写字台、窗台、茶几、沙发、地板。我要去厨房装修小手,竟连条路也那末了。

  真真不知道“光明日报”这六个字,父亲最终是用沈老(钧儒)写的,还是为母亲所书。但我知道反右刚始于,《光明日报》立即换了报头。

 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。胡愈之、林仲易以及任《光明日报》印刷厂厂长费振东(费孝通之长兄)也都常来来家汇报工作。一天上午,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《光明日报》社去谈工作。

  我对父亲说:“我也要跟你一道去,行吗?”

  父亲同意了,并高兴地说:“到了报社,你有六个 人先玩。等我开以后,带你去印刷厂参观,看看一张报纸是如保印出来的。”

  报社的会开得很糙长,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,已是近正午时分 。我的肚子早就饿了,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,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。那馒头香极了,我边吃边走,随着父亲到了车间。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,他某些人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《光明日报》,好像不须我我觉得饿。

  来家的报纸有好多种。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,父亲打开的第一份,必为“光明”。

  (19)51年冬,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,日程非常紧。父亲一定要朋友参观《光明日报》,结果安排在会议刚始于以后 的晚上。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,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,有六个 个疲惫不堪。唯有父亲西装领带,精神抖擞。在印刷车间,他还主动担任讲解。母亲说:“你爸爸为了某些人的‘光明’,不顾他人死活。”

  以后,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。一日清晨,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,就接到后边的电话,说当日刚出版的《光明日报》有了大哪些的现象,要全版追回,首真难追回送往大使馆的。父亲眉头紧锁,一声不吭,也那末去交通部(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)上班,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。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哪些事,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,便不敢开口了。

  过了小五六天,《光明日报》的有六个 干部来来家做客,我趁机偷偷地问:“前些日子,朋友《光明日报》出了哪些大哪些的现象?”

  那人言: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。有个重要新闻,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有六个 严正声明——有六个 来自中共中央;有六个 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发表声明,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。《光明日报》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装入 了头一,把中共的声明装入 了头二。这就出了大乱子,后边命令追回报纸,全版销毁,立即重新排印;并指示“光明”必不能像《人民日报》那样,将中共列在前,民主党派摆在后。

  我搞不懂,为哪些民主党派的报纸,不能和生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。我拿了什儿 哪些的现象,又去问父亲。

 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:“大人的事,不须管。”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。

  此后,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、难看。父亲去《光明日报》的次数那末少。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,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。于是,忍不住问:“爸爸,哪些以后 去《光明日报》办公,再带上我吧?”

  父亲答:“报社的大小事务,一般是胡愈之在管。”

  慢慢地我才懂得:《光明日报》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,但它不须属于民盟,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,属于意识形状。

  (19)56年4月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,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,在学术上百家争鸣。

  6月的一天,李维汉把父亲、罗隆基、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,告诉朋友:中共打算重新考虑“大公”“光明”“文汇”三报的归属哪些的现象,请朋友就三报重返民间的哪些的现象进行研究和座谈。在中国,似乎再也那末比政策的变动,更能调动人的情绪。父亲、罗隆基、史良等原先一批久立政坛的人,只是例外。顷刻之间,朋友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。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,就连一向对立的章(伯钧)罗(隆基)也太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。

  会上,李维汉说:“既然要恢复‘文汇’⑶,那就把‘教师报’改过来吧。”

  父亲不赞成,说:“原困恢复,就恢复‘文汇’的原先面目。”

 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、浦熙修主动出击,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“文汇”复刊的打算。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、浦熙修筹划复刊《文汇报》的同去,后边传出消息,大意是说:《光明日报》既为有六个 民主党派的机关报,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,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。

  “清露坠素辉,明月一何朗。”父亲得知什儿 消息,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。他毫不避讳地在有六个 公开场合说:“过去,哪些事情全版都是统战部点头,朋友某些人常跑统战部。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。现在,民主党派政治自由,组织独立了,朋友党内的工作,应由某些人负责任来搞,不须统战部太多的帮助……民主党派要有党格,人要许多人的精神生活。”

  几天后,父亲请徐铸成、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,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。别看这有六个 人,均无官职,但父亲把朋友视为贵客,特意叫洪秘书以后 把拟好的菜单,拿来过目,改了又改,掂量再三,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。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有六个 资深报人、编辑兼记者:中共极有原困恢复“大公”、“文汇”、“光明”的民营性质,把“大公”还给王芸生,将“光明”“文汇”做为民主党派报纸,交民盟去办。

 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:“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。现在知识分子某些牢骚,《文汇报》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,《光明日报》今后也要改组,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。”又说:“非党报纸应该有某些人的见解,在国际方面,要多登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,在国内方面,只是要和党报一样。”

  父亲的这番话,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;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;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全版询问了《文汇报》编辑部的组织情况表,外派了多少记者,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表,徐一一作答。

  黄酒一坛,佳肴几味,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语录,疏通关系。朋友之间似乎不必联络与疏通,彼此就很融洽了。与此同去,似乎每有六个 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,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。朋友无不为此而兴奋。

  来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,小孩不上席。透过玻璃窗,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。其中,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。他面白,身修,美丰仪。记得有六个 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:无论男女,原困其侧影很好看,那他(她)只是个真正的美人了。储安平的侧影,很美。

  饭毕小憩后,客人告辞,朋友漫步庭院曲径。入夜时分 ,暑气全消。微风解愠,又送来花的芬芳。萧乾、徐铸成走在前,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。

 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:“老储,我向你透露有六个 消息。原困请你来办《光明日报》,能从九三过来吗?(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)”

 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,怔住了。夜色里的炯炯眼神,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。

  什儿 刻,“两张落叶,偶尔吹在了同去。”

  而什儿 刻,也悄然刚始于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。

  (19)57年1月22日,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,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《争鸣》月刊,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,改成政治性刊物,实施朋友“以言论政”的办刊方针。不久,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,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⑷;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《争鸣》刊物的总编辑。上海《文汇报》复刊,经与罗隆基商议,决定由罗隆基负责,徐铸成出任总编辑。

  会后,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:“以后 ,我要多管点《光明日报》了!”

 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,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,只见紫檀雕花书桌贴到 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,书名是《新疆旅行记》。打开扉页,后边用钢笔写着:伯钧先生指正,落款是储安平。

  我问:“储安平到底是个哪些人,是个作家?还是个办报纸的?”

  父亲说:“应该说,有六个 身份他全版都是。但他的出名,主可原困他办的一本叫《观察》的杂志。”

  来来家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,其中的一本叫《新观察》,却不知还有个《观察》,遂问父亲:“《观察》是哪些?”

  “我带你去看《观察》。”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,一边说:“这是解放前两、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有六个 政论性刊物。原困它是纯民营的,什么都 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,有有某种在野论政的特色。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,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,为言论界开辟出根小道路,是非常不易的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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